【香港01林立勝報導/編輯室報告】

為了解決長久以來的垃圾困擾,內地決定由源頭入手,垃圾分類是回收的第一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早於2017年發布《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制度方案》,強調垃圾分類的重要性,習近平其後更指示垃圾分類是社會文明水平的重要體現及新時尚,促請地方政府果斷行動,並選定上海、深圳等城市試行。上海成為中國首個實行「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但這種「由上而下」推動的垃圾分類政策是否可行?

28歲的陸先生是上海人,從事市場營運行業,在上海浦江江月路居住,該地段屬常租公寓的「小區」。他笑言,以前很多小區只有一個黑色垃圾桶,居民所有垃圾都會混在一起,但今年5月份開始,當局已經進行強制垃圾分類的前期工作,包括在社區擺放回收桶及宣傳垃圾分類。

根據《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上海居民須將生活垃圾進行分類,當中大致分為四大類,包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乾垃圾(見表)。垃圾分類後會進行後續處理,除了回收垃圾外,有害垃圾會以高溫、化學分解等方式處理;濕垃圾會以生化處理、產沼、堆肥等方式進行資源化利用;乾垃圾則以焚燒等方式進行無害化處理。若居民不進行垃圾分類,清潔工人有權不收運。根據條例規定,如果沒有妥善分類或混合其他垃圾投放,個人可罰200元人民幣,企業等單位可被罰5萬元。

上海居民將家居垃圾分類後需要回收,部份小區會有垃圾「雙規」限制,即在特定地點及時間接收垃圾,如早上7時至9時、晚上6時至8時兩個時段收垃圾,逾時則需自行儲存垃圾,留待下一次收集垃圾時段棄置。可是,一刀切的收垃圾時間為上班族帶來不便,當地傳媒報道,「996」(朝九晚九工作六天)及跨區工作的上班族常常錯過收集垃圾的時段。

雖然如此,陸先生認為這是上海社區必須經歷的「陣痛」,上班族可透過鄰里協助處理垃圾,甚至可以利用Apps登記上海新興的付費「扔垃圾跑腿」服務。他指垃圾分類的確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如家中需放置三個垃圾桶。但垃圾的遺害太大,內地有不少癌症村正是因為垃圾污染所致,所以有必要針對垃圾問題作出規管。

陸先生補充,每個社區實行垃圾分類及收集垃圾時間並不一樣,現時並非所有社區強制實行。上海市大致分為內、中、外環及郊區,現時上海內環以內的地區執行垃圾分類較為嚴格,但他居住的社區屬於外環位置,收集垃圾並沒有「雙規」限制,垃圾站亦是全日開放,該區亦未嚴格執行垃圾分類,只是在社區內放置回收桶。

對於有內地網民稱,今次上海的強制垃圾分類是內地有史以來「最嚴格」。陸先生笑言或許有誇大的成分,「我大概知道基本的垃圾分類,也不會花太多時間進行仔細的垃圾分類。」他認為即使遇到分類困難,可以在網上搜尋當局制定的相關資料,局方亦在區內派發宣傳單張。

小區內有年輕志願者及社區組織義務監察居民進行垃圾分類,陸先生卻指工作人員也只是象徵式地檢查垃圾。他更笑言自己懶,很多時沒有按規定進行垃圾分類,「上面有政策,下面實行到什麼樣又是另一回事。」

垃圾分類成為上海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陸先生也經常與朋友傾談,彼此都認為目前上海推行的垃圾分類仍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善。他指有些居民通常會在家裏進行「一次分類」,但亦有不少人會將垃圾拿到區內的垃圾站,再由區內的義工、組織進行「二次分類」。由於很多居民同一時間前往垃圾站,以致協助居民分類的志願者難以處理過多垃圾。他又提及上海有不少外國人居住,如何向他們講述垃圾分類細節亦是困難之一。他居住的社區更曾有人致電到當地的環保局,要求官方編訂英文版的垃圾分類指南。

雖然陸先生認為強制垃圾分類對社區來說影響不大,但當局會要求商業區等商戶(尤其是餐飲類)必須嚴格執行,「去吃生蠔的時候,侍應特意提醒客人將蠔殼與其他垃圾、廚餘分開處理。」

他續指,若大型企業、組織單位的員工沒有妥善進行垃圾分類,如員工分類錯誤,當局便會向相關企業罰款。可是,大企業也不能完全強制或監控所有員工執行垃圾分類,這令企業高層相當「頭痛」。他以自己的公司為例,曾有同事沒有將垃圾分類,亂拋外賣餐盒,公司發現後立即向整個部門的員工發出通告。

內地推行強制垃圾分類,原來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主任黃煥忠早於十多年前,已嘗試在廣西南寧市橫縣推動垃圾分類系統,可算是在內地推行垃圾分類的先驅。他指當年縣市沒有能力建造大型垃圾焚化爐或堆填區,故以該縣市作為試點,建立乾濕垃圾分類,計劃實行了約三、四年,縣市已經有七成人口參與,垃圾分類準繩度亦超過九成。

他今年亦前往內地負責「訓練班」,向當地相關部門及市民講解垃圾分類概念,並教導他們如何妥善執行。例如在貴州省的貴安新區(國家級新區)農村建立太陽屋,鼓勵村民把垃圾分類後將廚餘堆肥,有近七成人參與。

現時,上海的垃圾分類以政府主導的形式強制執行,並有一系列懲處法規。據內地傳媒報道,今年首半年全市城管執法部門在社區進行約1.4萬次檢查,當中依法查處違規案件逾千宗,教育勸阻約1.3萬人,督促整改約8,000宗。黃煥忠指,內地現時是依靠中央主導方法進行垃圾分類及回收,雖有法規及懲罰機制,但未有完善配套設施。

他亦提到內地以中央政府思想路向作指導,「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雖然政策由政府主導實施,但整個回收系統的財務安排、項目的持續性均未有明確提及,未能令社會上每一個持份者有清晰責任。他假設,當中央政府撥款支持,項目可以運行,若政府削減撥款,整個回收計劃能否持續亦存疑。

黃煥忠表示,中央在處理垃圾問題方面作出政策上的改動,推行更嚴厲的垃圾分類系統,各縣市再自行設立地方法規,雖然各地法規或有少許差異,但大方向一致。

據他前往內地觀察所得,內地垃圾分類上大致可行,反而是承接垃圾分類處理的技術五花八門,各省市存在頗大差異,當局有必要尋找統一可行的技術指引,以確保投入資金不會太大。

他舉例,內地農村環境條件寬鬆,可以用簡單技術處理廚餘,如利用太陽屋作最原始堆肥,透過自然分解處理廚餘垃圾。城市處理垃圾的條件則較為嚴謹,需要較高的技術處理垃圾氣味問題,以免影響民居。當局不能一概而論,要求各地購入先進技術,可是現時內地並沒有一套較為清晰的指引予鄉鎮領導人,到頭來可能「殺雞焉用牛刀」,反而造成損失。

其實,日本建立的垃圾分類較上海更為明細,回收率亦遠超其他東南亞國家。例如京都市將廢物分為可燃垃圾與資源型垃圾,日本居民會使用透明的膠袋盛裝垃圾,令清潔工較易辨別垃圾分類。若果居民未能妥善處理垃圾分類,清潔工會寫上「分類錯誤注意」的標示,並拒絕收走垃圾。該家庭須將垃圾帶回家中儲存,再進行分類,留待下一次清理垃圾時段再次處理。

可是,要令政策確切執行,讓市民配合明細垃圾分類,前提是需要由小到大的公民教育。日本教育廳將環保教育定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以提高公民環保意識,家長亦會在家教導小孩垃圾分類。

雖然日本的垃圾分類規條繁多,但日本人大多會遵守市政府所頒布的分類指引,鄰里亦會互助指導。反觀上海,強制垃圾分類仍是試行階段,成效未知,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見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