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明報報導/前衛生署顧問醫生李瑞山發表/編輯室報告】

新冠狀病毒疫情來勢洶洶,短短個多月國內感染人數翻了幾番,由幾十增至三萬。現時看中國感染數字已沒有多大意義,觀察其他國家城市的情况反為更具參考價值。1月25日日本出現第一例不明源頭本地感染個案,一名六十來歲旅遊巴司機因接載武漢遊客而感染新冠狀病毒,顯示的不止是確證病毒可以人傳人,而是傳播效率極高,兼且病毒已在日本國土落腳。

需知日本國民衛生水平頗高,如果病毒在該國這麼容易在社區傳播,其他亞太城市很難倖免。當然,如果某地沒有和疫症源頭中國有任何交往則作別論。下一個可供參考的國家是最早封關的北韓,藉以評估邊境控制的有效性,不過必須先了解該國有沒有進行新冠狀病毒檢測。

過去數星期,媒體關注的都是怎樣堵截可能感染新冠狀病毒的人來港。一旦診斷新個案或有懷疑感染者,重點則放在隔離設施是否足夠。不幸地封關已經淪為文字辯論而難有共識,建立隔離營又遭甲社區乙社區反對。今時今日社區傳播相信已經開始,封關和隔離都變成極其理論化的紙上策略。當疫情仍局限於遙遙武漢的小規模爆發還可以,在社區傳播已是事實的今天卻顯得無補於事。建立隔離營也不容易,只要同時發生多宗感染已令隔離設施難以負荷。

政府和專家們不斷預報病毒可能在社區傳播,提醒民眾會和病毒近距離接觸。從日本甚至其他國家的疫情看來,香港的社區傳播是必然的,未知的是時間和程度。簡單來說,下一波的新冠狀病毒傳播有兩種可能情景:一是零星個案,在不同時間地點發生;二是聚集性傳播,在同一時空感染一群人。兩種情景並存也不是不可能。由於傳染性高和有疫情地方愈來愈多,要阻止社區傳染不止困難,而是根本不可能。與其不停勸喻提升防控措施,不如承認傳播的必然性和設法減低爆發聚集性傳播的可能會較實際。

農曆新年假期過後,政府部門和所有學府宣布「停擺」。我正常時間上班下班,所見的市民幾乎100%佩戴口罩,沒戴口罩的反為容易招來蔑視目光,幸好沒有發生什麼因佩戴口罩而起的爭執。由於公眾活動紛紛取消,沒有什麼地方有人群聚集。藥店是其一例外,偶有宣布某店有口罩出售,便見數百數千人聚集。公立醫院門外亦由於有工業行動而偶爾聚集人群,戴着口罩爭論的時有發生。街上很多人臉上顯出一副嚴肅的神色,話題往往離不開「哪裏買口罩」、「是否封關」等等。在病毒陰霾下,但願不會因等候買口罩或罷工而出現病毒傳播。

現時市民的恐慌程度好像在天天增長。很多屋苑為訪客探熱,拒絕發燒者進入;管理員每小時一次用消毒液清潔門窗、電梯牆身和指示屏;不少公眾地方配置潔手液;部分場所門外地氈加漂白水或清潔液。如果沒戴口罩打一個噴嚏,肯定即時引起旁人走避兼咒罵。數天前我家買了電器,送貨人拒絕進入屋苑,原因是管理員的紅外線探熱器觸及他的前額。他解釋說探熱器每天為眾多訪客量體溫而又沒有清洗,肯定細菌病毒一籮籮,對他的健康構成威脅。姑且勿論管理員使用探熱器的手勢是否正確,毫無疑問反映市民的恐慌已升至高水平。我為管理員道歉之餘,見送貨人的口罩既骯髒又濕且鬆,不忘勸他減少說話為佳。也難怪,我們的專家官員不是都戴着口罩口沫橫飛嗎,他們都是好榜樣!

口罩已被市民認定為疫症蔓延期間的防護必需品,明明毋須在社區戴外科口罩也沒有專家願意推翻這條金科玉律。世衛的指引被斷章取義,變成「只用口罩不足以防避病毒傳播」,即是說除了口罩外還要加這樣那樣。時至今日,人人口邊掛着的是情况愈來愈壞,社區有隱形病人……也即是說:要堅持時刻戴口罩!如果口罩不足應該怎辦?這是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我是半個醫療工作者也不能逃避。我手上僅僅餘下的十多個口罩留給家中的長者用,他們的驚恐程度令我驚訝,但我沒有說服力更不願多解釋。對他們來說,口罩是護身符,沒有口罩便自我居家隔離。老人家由動變靜,沒病才怪。上周初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某傳染病專家,問他口罩不足該怎辦。他的答案真的令我啼笑皆非:「盡辦法找吧!」

新冠狀病毒在香港社區傳播,難道無法有效防控?預防傳染病蔓延,不外乎(一)堵塞源頭,但已經太遲,(二)在沒有藥物或疫苗的情况下,針對傳播途徑減低擴散機會。其實我覺得要做的已經做了,問題是措施能否持續。在群體組成的人類社會,正常存活是有賴彼此互助互動才可得以繼續。如果防控措施令部分甚至大部分人不能過正常生活,防疫是沒有意義的。說到底,防疫沒有最佳方案,但總有較佳方法。這點我是從防控愛滋病領悟得來的:愛滋病毒主要經性行為傳播,要防止傳播需要安全性行為。最安全的性行為是沒有性行為,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學術討論,沒有實際的行動方案,結果產生了「較安全性行為(safer sex)」這個概念。新冠狀病毒經呼吸道或糞便或其他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傳播,當人和人完全沒有交往,自然沒有傳播危險。任何有意義的防疫方案都需要在群體生活和干預措施(即隔離)中間取得平衡,所以沒有最正確而只有較正確的做法。

讓我們試從新冠狀病毒的生態特徵去考慮怎樣部署防疫策略。明顯地,新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繼續上升而死亡率持續下跌,反映了新病毒所導致的疾病沒有當年沙士一般嚴重,死亡率也低很多。相比同時間的流感季在美國奪去一萬人性命,新冠狀病毒顯然比較溫和。但新冠狀病毒傳染性高,隨着感染人數上升,要很大規模的隔離營才足夠安置所有懷疑個案。需知隔離的目的是使病毒不再傳播,避免感染者疾病纏身甚至死亡。如果新冠狀病毒很少引起大病,隔離的成本是否太高?每年流感季節不少感染者要接受治療,同時建議他們戴上口罩預防病毒傳給他人,從來沒有要求家人接受隔離。居家某程度的隔離是較為可行和可持續的方法。不過,市民的恐慌將視居家隔離為無效的措施,矛頭指向依從性低的受隔離人士,甚至控訴措施失效。

對一般市民來說,注意個人衛生加上適度減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已是防疫的最佳辦法,戴上清潔的口罩也不失為一種輕度「隔而不離」的措施。在社區時刻佩戴口罩,確保的其實是佩戴者的安心,多於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染。這份安心十分重要,使佩戴者覺得自己已經有了防備,可以繼續某程度的正常生活。不幸地,隨着醫學界對新病毒了解增加,市民的恐慌不降反升。什麼死亡率低沒有聽入耳,但「隱形病人」成了大標題!媒體廣泛報道德國第一例感染者從沒病徵病狀的武漢人身旁染了病毒,連嚴肅醫學期刊也登上。後來發現這個源頭人物當時已有咳嗽病徵,但似乎沒有人理會。當病毒走進社區,如果沒有聚集性傳播而只是引發零星個案的話已是十分不錯的結果,要零個案不可能吧。

對新冠狀病毒的恐慌,也並非百害而無一利。防控傳染病的最佳方法是將人和傳染源分隔,當傳染源是人本身的時候,將人和人分開便可以有效減低感染機會。現時街道上行人稀疏,甚少有人群聚集,並非什麼防疫法例或政策所致,幾乎完全是恐慌造成。人和其他生物一樣,求生是本能。一些昆蟲遇上細菌襲擊,會繞過受感染的同伴繼續前行,甚至將幼蟲殺死以幫助族群生存。人類也是一樣,最重大的傷亡多在疫症的開始,大家不了解發生什麼事以致無從防備。沙士的開始和武肺的開始都是一樣。當人群知道傳染源是是什麼和理解基本防控方法,恐慌的心情比政府的章程更有效率,關鍵是資訊的流通。

我無意美化恐慌。恐慌帶來的只是短暫有效力的自我保護,當中容易包含喪失理智的行徑。短暫的恐慌有助社會聚焦,但必須盡快將能量以理智方式轉化為可行和可持續的公共衛生策略。恐慌已帶動了社區防疫,這時候社會需要有共識的防疫目標才能推行可接受的策略。過去半年的修例風波毁了政府的公信力,增加了市民對前景的恐懼,當市民和政府缺乏互信基礎時,就連動員防疫也感吃力。恐慌帶來的動力似乎白費了。